淺談傳統詩詞樣式對現代新詩的雙重影響

　　【內容提要】

本文對傳統詩詞樣式與現代新詩之間的互補、競爭等互動關係進行研究。從中國詩歌3000餘年發展歷程來看，詩歌新體產生後，以前的“傳統詩詞樣式”繼續發揮作用，既是對新產生的主要詩歌樣式的必要補充（甚或構成繁榮之一翼），又有利於實現新、舊詩歌發展鏈條的順利連線，具有十分顯著的互補效應。傳統詩詞樣式與新詩並存形成的競爭環境，有利於推動詩歌積極發展，並控制潛在負面因素膨脹對文體造成傷害。因此，適度繁榮傳統詩詞樣式創作，可以有效促進中國詩歌多樣化、豐富性，優化中國詩歌生態環境，避免詩歌藝術樣式過分單一帶來的“結構性”風險，增加中國詩歌取得更加豐富成果的可能性。

20世紀中國新詩誕生以來，基於對新詩先進性的理解，也基於當時特定的時代背景和情緒①，尤其是對變革的強烈要求及對新生力量的積極肯定與支援，在對傳統詩詞樣式（“舊體詩詞”）進行評價的時候，就難免出現偏頗。這種偏頗主要表現為對新形勢下傳統詩詞樣式的價值和繼續發揮作用的合理性、可能性持否定態度，認為新詩產生之後，傳統詩詞樣式只能消亡，甚至立即消亡，而忽視了詩歌自身運動、發展的複雜性。因此，不提倡②，不支援，成為新詩誕生以來對於傳統詩詞樣式的主導思想，運用傳統詩詞樣式創作，甚至被視為復古或倒退。在新文學大潮的興奮中，在新文體建立初期，當時的情緒或許可以理解。今天，當需要進行文體建設，推進中國詩歌偉大復興的時候，這種偏頗的情緒是不利於詩歌藝術全面發展和繁榮的。

　　一 中國古典詩歌新、舊樣式的並存模式

在中國3000餘年的詩歌史上，詩歌新體的產生、新舊詩歌的更替並不罕見。新的詩歌樣式產生之後，之前的詩歌體，即當時的“傳統詩詞樣式”怎樣運動、發展，可以提供十分重要的歷史樣本，為今天的選擇提供重要線索和依據。

　　一、古典詩歌新、舊樣式並存模式

中國古典詩歌第一體式四言詩③，在距今約3000年的周代早期已經相當成熟，並推動中國詩歌首度繁榮。《詩經》以300餘篇的巨大數量證明了四言詩的魅力。不過，這種詩歌樣式也有明顯不足，特別是詩句以短促的四言為主，一般只能構成兩個表達單位，與漢語基本的“主—謂—賓”或“主—謂”結構加上必要的修飾、補足成分，常常需要至少三個表達單位的要求相矛盾，對創作制約比較大④。另外，四言詩“以四個字為一句，兩個字為一頓，構成‘雙音頓#39;，即二拍式。節奏雖鮮明，卻過於呆板，而且使單音詞和雙音詞在詩句中不易配搭”。後起的五、七言詩就成功解決了這一難題，而且“在一句詩的拍節上，起到了有偶、有奇，奇偶相配，有變化，不呆板、不單調的作用”⑤。因此，在經過楚辭的過渡之後，五、七言詩替代四言詩成為中國詩歌的主要樣式，無疑代表了詩歌體式發展的先進方向，成為中國詩歌的必然選擇。在中國詩歌史上，四言詩廣泛運用並作為一個時代的主要樣式，僅《詩經》時期一次。儘管如此，在當時並沒有斷定四言詩必須，尤其是立即退出詩歌（或“不宜提倡”）。而自《詩經》以後近千年的魏晉時期，曹操等人運用四言詩創作仍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壯心，如同“關關雎鳩”的和鳴一樣，顯示了極強的生命力。曹操等的四言詩創作構成了魏晉詩歌的重要組成部分。

整體觀察整個古典時期，可以發現中國詩歌基本上是多樣並存、各體競相發揮作用的格局。任何一種新的詩歌體產生之後，以前的其它樣式一般都繼續發揮作用，而不是迅速退出，僅由“新詩”一體單獨承擔繁榮詩歌的任務。詩歌最繁盛的唐代也是典型的例子，格律詩是新體，作為唐代“新詩”，居於無可爭辯的主導地位，但同時，之前早已存在的各種古體詩⑥，尤其是十分靈活、被譽為古典“自由詩”⑦的古風、歌行、樂府等，仍然佔有重要地位。唐代詩人除格律詩以外，大多在古體詩歌的創作方面也有重要成就，例如李白的《蜀道難》、《將進酒》、《夢遊天姥吟留別》，杜甫的《三吏》、《三別》、《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白居易的《新樂府》、《長恨歌》、《琵琶行》等，其成就與影響，雖然在整體上不能與作為這一時代最具代表性的格律詩完全相提並論，但顯然是唐詩中無法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構成了唐代詩歌發展的重要一翼，對唐詩的貢獻是十分突出的。

四言詩在楚辭及五、七言詩濫觴之後的延續，古體詩與新體格律詩的並存，以及宋代詩、詞，元代詩、詞、曲的共同發展均表明，傳統詩詞樣式繼續發揮作用，是對一個時代新產生的主要詩歌樣式的必要補充。可以想象，如果沒有古體詩，唐詩就會囿於過分狹小的天地，有一些內容，特別是大型題材，例如《長恨歌》所涉及的複雜內容，就難以得到充分、淋漓盡致的表現。元稹的《行宮》也取材於唐玄宗故事：“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明初瞿佑的《歸田詩話》評價說：“《長恨歌》凡一百二十句，讀者不厭其長，元微之《行宮》詩四句，讀者不覺其短。”但儘管如此，《行宮》的描述終究簡略。在作者當時，特別是唐玄宗、楊貴妃故事廣為流傳的唐代，雖然可以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間，隨著時間的推移，後代人對相關事件的瞭解越來越少，想象的基礎會變得越來越薄弱。因此，雖然元稹運用當時的新體樣式（“絕句”）對這一題材作了高度藝術化的處理，但它的表現力與感染力畢竟有限，無法替代當時的“傳統詩詞樣式”（古體詩）的作用。因此，假定唐代只有格律詩一體，唐詩表現的內容及其方式必然會受到很大限制，詩歌文體的整體活力就會受到損害。很可能正是因為唐代詩歌具有“各體相容”的態度，也正是由於各種詩歌體都積極發揮作用，才使詩歌文體的能量能夠最充分地釋放出來，唐詩因而才能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國詩歌最繁榮的古典時期，基本上沒有出現因為詩歌新體產生而斷然否定以前詩歌樣式的情形，新、舊詩歌樣式並存成為古典詩歌發展的基本模式。這種多樣性選擇推動古典詩歌取得極其輝煌的成就，確立了中國詩歌在世界詩歌中相當重要的地位。

　　二、新、舊詩歌樣式並存模式存在“制約”與“促進”雙重影響

中國古典詩歌新、舊樣式並存的選擇與我國注重傳統的文化環境有關。這種文化環境對新事物持較為嚴厲或懷疑、輕視的態度，對既有傳統十分珍視。中國文化這一特徵積極的一面是，有利於沿著傳統的積澱，穩健地向前發展；不利的一面是，可能基於維護傳統的本能，抑制創新精神或阻礙進步的努力。如果靜止地觀察，任何文化傳統客觀上都存在兩面性。重要的在於促使積極的一面充分發揮作用，對可能不利的一面，根據時代、形勢或具體條件進行積極有效的調控。

在這種重視傳統的文化背景下，既有詩歌樣式，如唐代的古體詩，宋代的古體詩、格律詩等，往往能夠獲得相當充分的發展空間。相對而言，新體詩歌則面臨較為苛刻的環境。因此，古典時期的“新詩”大多以較為“謙卑”的姿態出現，如詞曾被稱為“詩餘”，曲被稱為“詞餘”，這從一個側面顯示當時的“傳統詩歌樣式”受到重視的程度以及詩歌新體相對“卑弱”的地位。唐代是格律詩繁榮的時代，由於格律詩完成於宮廷並曾被用於科舉應試，地位較初起的詞、曲為高，但即使在唐代，也並沒有出現格律詩明顯排斥之前詩歌樣式的情況。古體詩歌創作的合理性非但沒有受到質疑，這種帶有某種擬古傾向的創作還經常受到非同尋常的尊重。換句話說，在中國古代文化環境中，傳統詩歌樣式的存在確實對新詩樣式形成一定的制約和壓力，新體詩歌樣式獲得的各種資源及發展空間等相對有限。

不過，和其他一些領域不同的是，這種受到嚴厲審視的苛刻環境並沒有影響詩歌新體，如格律詩、詞、曲等，以其創作成就獲得社會的廣泛承認，受到社會的廣泛歡迎，並最終成為一個時代代表性詩歌藝術樣式。新、舊詩歌並存的環境和尊古傾向一方面構成制約和壓力，另一方面卻出人意料地促進了詩歌新體的積極發展。

原因可能在於，文學藝術領域的尊古傳統對新體樣式的排斥，往往主要在輿論的取捨、褒貶或文化藝術資源的分配方面，而不是激烈壓制，一些新的藝術形式乾脆轉而面向最適合藝術生長的民間發展，既避免與既有的“主流”形式爭奪空間和直接交鋒，又獲得了豐厚的土壤和充分的自由度。中國古典詩歌對傳統樣式的尊崇傾向本來“制約”了新體詩歌的發展空間——藝術資源等的分配相對較少，卻反而促進了新體詩歌向最有利的方向發展，避免了舊體詩歌逐漸累積的不利因素，如脫離民眾與時代，小圈子化與貴族化傾向，形式的過分僵化等。有意思的是，正是由於當時的“傳統詩詞樣式”的強大力量，古典詩歌的“新體詩”一般不可能具有“高高在上”或貴族化的缺陷——即使是唐代的格律詩，這和沒有強大傳統詩詞樣式“制約”的現代新詩的一些“輕浮”特徵明顯不同。

另一方面，在中國文化背景中受到嚴厲審視的苛刻環境促使新體詩歌不得不迅速確立更高標準，並以最積極的創作實踐，尤其是創造性的實踐爭取更多生存、發展空間，這種壓力和緊迫感形成了新體詩歌發展的重要動力，有利於避免“新詩”滿足於既有現狀或拒絕自身的改造，克服可能產生的“惰性”，推動“新詩”境界的提升與形式的精緻化。並存的傳統詩詞樣式還可以為新體詩歌提供範例和方向，作為一種重要的“現實參照”，有助於避免“新詩”在發展過程中出現嚴重混亂或迷失。

這表明，中國古典詩歌新、舊體式並存模式形成的相互影響儘管具有複雜性，“傳統詩詞樣式”對“新詩”往往兼具制約與促進、競爭與互補兩方面作用，但新、舊詩歌樣式並存顯然從整體上更有利於中國詩歌的積極發展，負面的、完全不利於新體詩歌樣式發展的制約作用實際產生的影響相對較弱，雖然在某些特殊階段或特定情況下負面制約仍然可能產生破壞作用。

需要進一步關注的問題是，20世紀新文學運動以來，適應新時代和白話語言環境而誕生的現代新詩無疑將取代傳統詩詞樣式成為當代中國主要或代表性詩歌樣式⑧，在新的環境條件下，傳統詩詞樣式與現代新詩的關係將發生怎樣的變化？傳統詩詞樣式是否可能在當代繼續合理地存在併發揮積極作用？傳統詩詞樣式全面退出或過分弱勢是否是現代新詩發展最有利的環境？在3000餘年中國古典詩歌發展史上具有積極作用的新、舊詩歌樣式並存模式是否具有當代適用性？

　　二 傳統詩詞樣式與現代新詩的互補性探討

　　一、對詩歌整體環境的影響

如果適度繁榮傳統詩詞樣式創作，那麼，現代新詩一枝獨秀的格局將發生改變。從積極的方面看，傳統詩詞樣式與現代新詩共同發展無疑有利於促進詩歌藝術多樣化。中國詩歌同時容納了古、今樣式，不但新鮮活潑，而且古樸典雅；既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又具有歷史縱深感和深厚的文化底蘊。可以設想，僅有新詩的`中國詩歌畢竟是單調的。如果唐代只有格律詩，宋代只有詞，元代只有曲，也是單調的，中國詩歌在唐、宋、元等時代的繁榮，會因為沒有新、舊詩歌樣式的共同參與而遜色不少。

問題是，傳統詩詞樣式更多進入當代詩歌，是否會影響詩歌藝術鮮明的時代性和貼近大眾的特性？這是學術界與創作界普遍存在的疑慮。其實，傳統詩詞樣式並不排斥時代性、人民性，唐代杜甫的“三吏”、“三別”，自居易的“新樂府”等，都是運用當時的“傳統詩詞樣式”（古體詩）創作，其時代性、人民性決不弱於格律詩（“新詩”）。20世紀新文學運動之後，魯迅、XX運用傳統詩詞樣式，同樣表現了相當鮮明的時代精神，“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正是20世紀特有的戰鬥精神和英雄主義的寫照，其時代性、人民性恐怕也不亞於現代新詩。生命力強大的傳統詩詞樣式本身往往具有因應時代變化的自我更新機制，只要不持僵化態度，可以相當有效地表現而不是削弱時代精神。

確認傳統詩詞樣式繼續存在並繼續發揮積極作用的合理性，重要的意義還在於，儲存了傳統詩詞樣式在中國歷史發展長河中，隨著自身的不斷運動產生新的重要作品的可能性——而不是放棄這種可能性。四言詩在《詩經》時期完成了大部分使命，在其後的繼續存在，使漢魏詩人獲得重要機會。唐代因為同時容納了古體詩，宋代因為容納了古體詩及格律詩，元代因為容納了古體詩、格律詩、詞，也使這種可能性在當時條件下得以儲存。這種可能性的儲存為中國詩歌贏得了重要機遇。如果新體詩歌產生之後，就首先確立“新詩”的先進性，並因此斷然否定之前詩歌樣式的積極作用，我們可能就看不到許多在寬容的“並存”體制下產生的經典詩篇，中國詩歌寶庫將留下難以彌補的缺憾。

　　二、創作的多樣化選擇

胡先湃銜：“中國詩之體裁既已繁殊，無論何種題目何種情況，皆有合宜之體裁，以為發表思想之工具。”⑨作為新文學運動時期的保守派，胡先藕鍪郵貝、思想文化環境變化尤其是社會的重大變化必將產生的新要求，包括對新文學藝術樣式的需求，因而對新詩持十分僵硬的態度，這當然是不正確的。但他注意到體裁豐贍，而不是單一，有利於為創作提供多種選擇，是很重要的。詩人的詩情及其所採用的題材等，會因時、因地而異，不同的詩歌樣式，甚至形式、風格差異很大的詩歌樣式，恰恰為詩人提供了多種選擇的可能。因而，即使首倡白話新詩的胡適也說：“然亦不必排斥固有之詩詞曲諸體，要各隨所好，各相題而擇體，可矣。”⑩不過，胡適由於大力嘗試以白話作韻文，在感情上傾向於新詩，對傳統詩詞樣式多持否定態度。他曾感嘆：“當日加入白話詩的嘗試的人，大都是對於舊詩詞用過一番工夫的人，一時不容易打破舊詩詞的鐐銬枷鎖。”11作為新文學運動的領袖，基於對新詩先進性的認識及大力倡導，胡適多次指出傳統詩詞樣式是“鐐銬枷鎖”。而作為詩歌創作實踐者，胡適顯然又感到創作時多種選擇的必要。這種理論倡導者與創作實踐者的雙重身份，導致胡適對“舊詩詞”的態度出現某些矛盾12。

胡適的矛盾值得注意，不但在當時新文學倡導者中具有某種普遍性，而且它的產生也有必然性。由於處於大變革時期，強調新時代催生詩歌新體的必然性，而不易注意到已有詩歌樣式自身運動、發展的複雜過程；推崇革新的不可逆轉，就容易忽視傳承的需要與歷史事實。所以，在強調新詩先進性時13，對傳統詩詞樣式在新的條件下所可能發揮的積極作用不予承認，這種態度在新文學運動的興奮期具有明顯共性，其影響延伸至今。由於這種斷然否定本身留下了缺陷，作為理智的倡導者當然會有所覺悟。

　　三、讀者的多樣化選擇

傳統詩詞樣式與現代新詩並存及共同發展也有利於為讀者提供多種選擇。讀者的需要本來就不是單一的，多樣化、個性化是藝術的重要特性，這既反映創作的特點，也是讀者的要求。從詩歌發展的歷程來看，新詩由於採用現代白話作為文體語言，更加靠近大眾，靠近時代，符合讀者求新、求變心理，在誕生之初，就受到廣泛歡迎。但是讀者興趣十分廣泛，對詩歌的選擇不可能僅限於新詩一體。即使是同一讀者，在不同時期、不同心境下，要求都可能有異。另外，新詩在探索過程中可能出現重大麴折，在某些時期處於低潮或暫時沉寂，難以滿足讀者對詩歌藝術的需求，這就迫切需要其他詩歌樣式進行補充。

有必要簡略討論讀者對傳統詩詞樣式產生需求的必然性與合理性。心理學實驗證實，“學習與感覺刺激”將導致神經系統產生相關的“顯著的變化”14。由於傳統詩詞樣式創作取得的輝煌成就和歷久不衰的魅力，作為中國文化寶庫中的精品，大量優秀的古典詩詞對讀者的吸引力在今天和將來相當長時期內仍然是很強的，這樣，客觀上就存在不斷“刺激”中國讀者的古典詩詞環境，這對中國讀者群的興趣與選擇無疑將產生深刻影響。此外，幾千年來形成的中華民族獨特的文化心理，包括審美習慣與審美心理等則是更深層的內因，極容易受到中華文化大環境的激發（“刺激”）而喚起相應需要。

正是由於這種內、外因素的雙重影響，中國讀者客觀上存在對傳統詩詞樣式作品，包括新創作品的需求，儘管這種需求在求變、求新心理影響下，有時侯可能僅僅潛在地存在於讀者意識之中。這種客觀存在的需求是傳統詩詞樣式在新時代發展具有合理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對傳統詩詞樣式創作的需求不應僅僅被視為某種可以忽略的“懷古”情緒，而是在中華文化大環境中學習、濡染自然產生的結果，應該受到充分重視。當一部分新詩形式極度粗糙失範、特別令人失望的時候，這種要求往往會更加強烈。

　　四、創造新、舊詩歌互相借鑑、積極提升的重要機緣

現代新詩的產生與中國歷史上其它詩歌樣式的誕生有所不同。中國文學史上一種新的詩歌樣式的產生，都有一個較長期的醞釀及逐步成長的過程。在這個較長的過程中，不斷吸收和消化當時主要詩歌樣式的有益因素，使新體詩歌既獲得以前詩歌樣式的優秀成分，又在以前詩歌樣式基礎上有新的發展，成為更適應新時代的詩歌體。例如詞，從今存的敦煌民間詞來看，在盛唐或更早於盛唐時期，已經比較發達。由唐至五代，尤其是到宋代的繁榮鼎盛，其間約300年時間，是唐格律詩、古體詩發達時期，也是新體詞與“傳統詩歌樣式”並存時期，詞有充分的時間和條件吸收、消化格律詩及古體詩的優秀因素。“詞這一文學樣式，從產生到發展，以至繁榮鼎盛，是經歷了一個從所謂‘俚俗#39;到‘文雅#39;；從不多的曲調到繁多；從格律不那麼嚴格，到格律的定型化這樣一個過程的。”15可以看出產生於民間的詞受當時居於主導地位的格律詩、古體詩影響和積極吸收、實現自身提升的情況。

這個過程具有重要的正面意義，它使新文體具有成長的必要環境和相對充裕的時間。對整個中國詩歌而言，“傳統詩詞樣式”的逐漸淡出與詩歌“新體”的逐步成熟同步，保證新、舊詩歌樣式的順利交替，從而確保中國詩歌順利發展。唐宋詩詞的持續繁盛，這是一個重要原因。我們假定詞在宋代突然產生，格律詩則在宋代突然停止發揮作用，中國唐、宋詩歌這種持續的繁榮能否實現，就是一個問題。

回頭來看20世紀誕生的白話新詩，是在劇烈變化時代“於短時期內猝然實現”16的，正好缺少一個新、舊詩歌體並存，有利於新詩吸收、消化既有詩歌成果的必要過程和新、舊詩歌的銜接過程。當然，詩歌革命因此更迅速、更徹底，能儘快適應鉅變時代的需要。就文學本身而言，由於文學語言經歷文言與白話這樣巨大的轉換，這種劇烈振盪恐怕難以避免。但不能忽視的是，這些外部或內部的因素客觀上導致中國新詩缺少了一個必要的吸收和成長過程。因此，經過新文體誕生的興奮期之後，回頭來看新詩的稚嫩，以及新詩的發展並不如預期的順利，其實應該不太意外。另外，新詩誕生以來，由於對傳統詩詞樣式持比較偏激的態度，事實上也否定了新、舊詩歌之間銜接與過渡的必要性。這樣，中國詩歌發展的鏈條沒有實現順利的連線而可能出現斷裂，新詩就可能從較低的起點開始，而不是站在傳統的基礎上，從較高的起點向前發展。

這些情況對當代中國新詩提出了要求，即可能需要重新消化傳統詩詞樣式的積極成分。新詩在適應時代方面不乏成功之處，而在實現與傳統詩歌的連線方面確實存在欠缺。實際上，傳統詩詞樣式的很多成功經驗、表達手段可以在新的條件下得到發揮，可以為新詩所借鑑。當然，新詩也可以借鑑外國詩歌的優秀成分。不過，詩歌是語言的藝術，對語言存在依賴性。同以漢語言為基礎的一脈相承的中國古典詩歌所能給予新詩的，至少不是全部可以從外國詩歌中獲得的。中國傳統詩詞樣式與新詩至少一段較長時期的並存對於新體詩歌的積極補充或可提供的借鑑，是不應低估，也無法替代的。

由於互相影響，新、舊詩歌樣式並存及共同發展的歷程有可能使新詩形式出現某種程度“律化”，就像詞經由唐代三四百年的吸收和改進逐漸實現的律化和精緻化，有利於新詩改變自身的粗糙向更高水平發展。不過應當指出，這種律化並非簡單的格律化、均齊化，或照搬古典詩詞的韻式。詞即是在確保自身長短句等與古體詩、格律詩都不同的特徵的基礎上，融入格律詩的音韻、對仗等積極因素而形成的新體詩歌。現代新詩的“律化”應當重在消化與創新，而非簡單照搬，尤其不應以損害新詩的活力為代價。另一方面，傳統詩詞樣式也可能因為吸收新詩的成果和自身的積極適應，出現趨近新詩或更貼近時代要求的積極變化。需要注意到，在中國詩歌的發展史上，除了新體的創立與完善，舊體的改造和更新作為中國詩歌發展的另一翼從未停止。曹操的四言已非周代的民間詠歎，白居易的“新樂府”亦不同於漢魏樂府。惟以因應時代的大膽創新，古調方可獲得新生，在新時代作出新的貢獻。這樣，隨著新、舊詩歌樣式共同發展歷程的推進，新詩和傳統詩詞樣式都將有新經驗的積累甚至新突破。這些新的積累和突破可以不斷互相提供借鑑和支援，形成中國詩歌的良性發展——新詩有依託、有支撐，傳統詩詞樣式有更新、有前進，共同推動中國當代詩歌走向繁榮興盛。

　　三、傳統詩詞樣式與現代新詩形成的競爭及其意義

不過，作為產生於不同時代、背景，具有不同形態的詩歌形式，傳統詩詞樣式與現代新詩客觀上必然存在相互競爭的一面。現代新詩與傳統詩詞樣式並存形成的競爭，也許是極其重要的。因為競爭環境可以為中國詩歌發展提供強勁動力，並控制潛在負面因素膨脹對文體造成損害。

　　一、動力機制

傳統詩詞樣式與現代新詩並存，必然構成優勝劣汰的壓力，以及生存、發展空間與文化資源，包括讀者、市場、傳播媒介等的“爭奪”。這樣，新、舊詩歌樣式的創作都必須促使自身處於最大限度的優質水平，否則就可能被超越，甚至被淘汰，競爭壓力轉化成推動詩歌進步的強大動力。這種壓力還促使傳統詩詞樣式與新詩對社會發展、時代進步及讀者需求具備快速、靈活的反應能力，有利於避免出現嚴重脫離社會、時代和遠離讀者的傾向——這正是中國詩歌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之一。

辯證的發展觀認為，“對立面另一方在該客觀體系的發展中是主導的方面，正是矛盾的這一方面肩負著發展的動力的使命。”17新詩誕生近百年來，由於在理論上和輿論方面對運用傳統詩詞樣式的創作持懷疑態度，本應作為新詩動力的“對立面另一方”幾乎被人為取消。新文學開創者的初衷之一或許是，通過抑制傳統詩詞樣式的發展，給新詩留下更加廣闊的空間。但實際的情形恰恰相反，生物界大量實驗已經證明，某一生物種群對應的天敵消失之後或者處於過分弱勢狀態——通常是人為原因造成，這一種群迎來的往往不是自身的興旺繁榮而是物種水平的極度退化及種群的衰亡18。因此，通過排斥傳統詩詞樣式來確立新詩的地位，不但難以真正扶持新詩，而且很可能抑制了新詩進步的努力。我們注意到傳統詩詞樣式與現代新詩之間存在的競爭有可能——特別是在新詩誕生初期，產生抑制甚至扼殺作用，但卻忽視了傳統詩詞樣式的發展會刺激新詩的活力與創造性，從而構成新詩發展的重要動力。

我們可以從新、舊詩歌樣式互相借鑑、吸收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來觀察這種動力的巨大作用。在現實社會中，處於競爭環境的企業，既充分開發自身潛能，又儘可能採取各種手段吸收甚至“侵佔”競爭對手的成果。撇開合法與否不談，客觀上，這種環境確實極有利於促進吸收和借鑑，推動質量迅速提高。現代新詩與傳統詩詞樣式的競爭環境同樣如此。傳統詩詞樣式過分定性的輿論環境和它的弱勢，沒有構成新詩的競爭對手，新詩往往並不情願甚至根本不願意吸收傳統詩詞樣式的已有成果，例如充分展現漢語言特性和魅力的傳統詩詞樣式精緻的形式和韻律，被簡單斥為“束縛思想”而不予理睬。由於客觀上沒有形成一個促進互相吸收、借鑑的機制，即使說新詩應該向傳統詩歌學習，向民歌學習，但是過去近一個世紀以來並沒有顯著效果，新詩缺乏競爭對手的地位使它“懶得”或“無需”學習。

　　二、控制負面因素膨脹

如果從詩歌內容、文體形式與語言媒介幾個方面來進行一些觀察，可以注意到新、舊詩歌樣式都存在多種發展的可能。

例如在內容方面，傳統詩詞樣式恪守傳統的中心領域，表達理想、崇高等美學追求，但這種理想有時可能理念化，忽視世俗生活或者時代新的追求；新詩貼近時代，甚至具有超時代的“前衛”、“先鋒”特徵，但由於求新和超前的推力，很可能過分向邊緣發展而忽視、甚至放棄傳統的，或許也是中國詩歌固有的中心領域，同時也有可能在現實中迷失，而缺乏必要的高度和歷史的縱深感。就文體形式而言，傳統詩詞樣式嚴格而精緻，充分凸現了漢語的特性及其魅力，但恰恰是這種優勢可能使傳統詩詞樣式的創作有意無意地趨於形式主義；新詩沒有成熟的形式或某種正規化，因此具有極大的自由度、靈活性，本來可以有利於各種思想內容的表達，但可能由於過分自由化而在形式上趨於非詩化，導致詩歌文體形式發生負性蛻變，反而使詩歌失去特有的文體魅力與表現力。從語言媒介來看，傳統詩詞樣式大多以文言為基礎，典雅古樸，總體上可能趨於難解；新詩以現代白話作為文體語言，具有更加鮮活的特徵，但可能缺乏必要的詩的凝練。

如果讓新詩或傳統詩詞樣式在沒有約束的條件下發展，潛在的負性因素就可能膨脹。例如明、清時期由於沒有重要的詩歌新體產生而僅有“傳統詩詞樣式”，這兩個時期的詩歌明顯有脫離時代、形式主義和語言詰屈聱牙的傾向，“傳統詩詞樣式”的負性因素極度膨脹。20世紀新詩誕生以來一枝獨秀、缺乏制約的環境，也使新詩出現了內容邊緣化和個人化、形式粗糙失範、語言缺乏提煉的極端化傾向。而新、舊詩歌樣式並存的唐、宋、元等時期，不管是新體詩歌還是“傳統詩詞樣式”，就整體而言，都沒有出現嚴重的極端化傾向。這表明，處於競爭的環境可能對新、舊詩歌樣式的負性因素的膨脹產生有效的制衡作用。

在文化領域具有競爭性的環境中也存在著類似於生物界的攻擊劣、弱或不成熟成分的“本能”選擇。例如，倡導傳統詩詞樣式者總是傾向於指責新詩的幼稚、弱小、不成功部分，而不一定涉及新詩全部，尤其迴避“攻擊”成功的優秀之作。倡導新詩者批判傳統詩詞樣式，則指向它守舊、詰屈聱牙的一面，同樣避免“攻擊”傳統詩詞樣式的優秀成分。陳獨秀《文學革命論》批判古代文學儘管氣勢逼人，但矛頭所指在於“雕琢”、“阿諛”、“陳腐”、“鋪張”、“迂晦”、“艱澀”，且集中於前後七子與歸方劉姚“十八妖魔輩”，對國風、楚辭等就有明確肯定，唐詩、宋詞、明清小說等古代文學優秀成分十分集中的部分也並未列入“推倒”物件19。這種對劣、弱成分“本能的”選擇性批判，顯然有利於抑制詩歌發展過程中一些負性因素，如脫離時代或社會、邊緣化或低俗化、過分散文化或形式主義等惡性膨脹、蔓延造成的損害，鼓勵、支援新、舊詩歌樣式中優秀因素的發展。如果缺乏必要的競爭環境和控制，新詩就有可能缺乏充分的自我反省、自我更新和調整能力，一部分劣質詩歌就可能大肆氾濫。另外，在競爭的環境中，為了避免成為被攻擊、被“捕獵”的物件，往往會促使新詩（及傳統詩詞樣式）自我約束和自我強化，主動減少劣、弱成分而形成“趨強（優化）”動力。因此，合理、適度的競爭對中國詩歌的健康發展的確是必要的。

在20世紀思想文化與文體語言的鉅變過程中，我們需要擁有迎接新詩的氣魄。而當新詩已經衝破舊觀念的束縛，牢固地確立了它的文體地位之後，我們也許同樣需要一種氣魄，給新詩創造一種真正適合它發展、通過競爭促使它充分吸收傳統詩詞樣式的優秀成果並不斷完善自身的環境，從而有利於通過順利的銜接使新詩實現站在傳統詩詞樣式已有成果之上的高起點。“系統的發展不是採取把現有系統都破壞殆盡，然後再從頭開始建造一個系統這樣一種方式，而是通過現有系統之間建立聯絡，逐步形成一個更高等級層次的系統。”20系統發展的特點表明，簡單否定傳統詩詞樣式，不重視傳統詩詞樣式在新時代可以發揮的特殊作用，割裂新詩與傳統詩詞的關係，對中國詩歌抑或新詩都是不妥的。新、舊詩歌樣式並存、互補、競爭的環境，有利於創造出質量更高、形式更加多樣的詩歌藝術作品，滿足不同層次、不同選擇讀者的需要，並進一步構成更為合理、平衡的“詩歌生態環境”，避免詩歌藝術樣式過分單一形成的“結構性”風險，推動中國詩歌穩健發展。中國古典詩歌深厚的歷史積澱與現代新詩在21世紀的再度碰撞，或許將為中國詩歌帶來某種重要機緣，為世界詩歌樹立重要典範，併為世界文化藝術事業作出特殊貢獻。

　　註釋：

①胡明指出：“‘文學#39;的革命充滿了軍事戰略的濃烈氣氛，既曰‘革命#39;，即是‘正義戰爭#39;，敵方必須‘妖魔化#39;。”見《正誤交織陳獨秀——思想的詮釋與文化的評判》，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頁。陳獨秀在致胡適信中說：“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見《答胡適之》，趙家璧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56頁。大致可知當時的環境與情緒。

②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傳統詩詞樣式創作成就最高的XX、魯迅、陳獨秀等均不約而同地以為舊體詩詞“不宜提倡”。本來，XX、魯迅、陳獨秀等均是作為領袖在文學革命旋渦中基於倡導新文學的激情表達，並非冷靜、深入的學理分析，但由於他們的特殊地位和影響，一直沒有進行適當的、必要的校正，於是基本上成為新文學運動以來對傳統詩詞樣式的“既定國策”。

③關於中國詩歌最早體式的認定，學術界存在一些分歧。褚斌傑先生認為，“我國最早產生的詩體，是二言體的短章。”見《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39頁。但由於早期的二言體詩歌一般沒有文字直接記載下來，大多屬於有文字以後簡單追記，真偽難辨；是否屬於夠格的詩歌，也有爭論；尤其是沒有重要作品，沒有產生顯著的影響，因而可視為中國詩歌的萌芽，而不必視為成熟之一體。

④例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就需要兩句才能構成一個完整的表述，這在四言詩中比較普遍，所以鍾嶸《詩品序》說四言詩“每苦文繁而意少”；但五言詩如“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基本上可以一句一意，更符合漢語特性，表意密度也增大了。

⑤褚斌傑：《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39頁。

⑥唐人稱格律詩為近體或今體詩歌，其理同於今天稱白話自由詩為新詩；唐以前各種不限字數、句數、平仄等相對自由的詩歌體被稱為古體詩，其理同於今天稱白話自由詩以前各種體式為舊體詩。但以新、舊及以今（或近）、古命名，還是反映了不同背景下取捨態度的微妙差異。

⑦清人吳喬《圍爐詩話》稱：“古，謂不束於韻，不束於粘綴，不束於聲病，不束於對偶。”見《清詩話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⑧張中宇：《中國詩歌百年回顧與思考》，《復旦學報（社科版）》2000年第4期。

⑨胡先牛骸鍍萊⑹約》，趙家璧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74頁。

⑩胡適：《答錢玄同》（又題《論小說及白話韻文》），《新青年》第4卷第1號（1918年1月15日）。

11胡適：《〈蕙的風〉序》，《努力週報》1922年9月24日。

12相對而言，胡適對主要以白話創作的詞、曲印象好一些，對“律詩”批評最嚴厲，“有時還從中國文化傳統與國粹國渣的角度發議論……這種偏激的批判態度實際上已超佚了純粹文學的創作與

研究的畛域，進入了哲學的思考與文化的選擇的境界了”。不過，“儘管如此，胡適還是作了不少律詩，有的律詩做得也確實不錯，不僅會‘搬運典故#39;，會‘調音節#39;，會‘對對子#39;，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內容，有情緒，有意思，亦有美感”。見胡明《胡適傳論（上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90頁。胡適律詩既做到“有美感”的程度，看來在心裡未必完全排斥“舊詩詞”。

13胡明指出，“胡適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自然懷抱有一個強烈的新文化正規化的觀念及其成熟的知識形態……並與他在新文化運動大潮中的總方針與策略設計相拍合。”見《胡適整理文學遺產的成績與偏失》，《古典文學縱論》，遼海出版社2003年版，第209頁。因此，胡適“在新文化運動大潮中”對傳統詩詞樣式的更多批評，可能是基於“總方針與策略設計”——即根據當時特定環境、形勢及文學革命的需要作出的必要選擇。14高覺敷主編：《西方心理學的新發展》，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283頁。

15褚斌傑：《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86頁。

16胡適：《談新詩——八年來一件大事》，《星期評論》1919年10月10日。

17［俄］列?費?伊利切夫主編：《作為一般發展理論的唯物辯證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3、274頁。

18一個著名的實驗是，美國阿拉斯加州一個牧場為了使鹿繁殖更多、更快，捕殺了牧場內的狼。結果，開始時鹿的數量增加，但經過一段時期後，由於沒有狼的追逐、捕殺，鹿群變得懶惰，病害迅速增多，鹿的體質、數量反而急劇下降到以前的水平以下。這就是著名的“狼鹿效應”。

19陳獨秀：《文學革命論》，趙家璧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44—47頁。

20閔家胤：《系統科學和唯物辯證法》，見《系統科學的哲學探討》，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