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九週年：災區需要永遠不走的社工支援

導語：2009年11月，在廣東省對口援建工作組的幫助下，汶川成立了第一家社工組織——廣東大同社工站，介入災後重建。2009年底，辭去了民政局的工作後，趙文豔成了大同的一名社工。

突如其來的大地震，不僅改變了山川容顏，也改變了與災區相連的個體命運。和趙文豔一樣，無數社工和志願者的人生軌跡因地震而改變。

　　災後重建的力量

早上9時20分，公交車停靠在映秀鎮衛生院附近，下車後，趙文豔腳步匆匆，快步趕往映秀莞香廣場。

鎮上的志願者們已經搭好場地，歡迎遊客的橫幅已高高掛起，40餘名穿著民族服裝的志願者悉數到場等候召集。

趙文豔叫上幾個駐村社工，很快把志願者組織起來，在廣場上一字排開。志願者們被分成3個組，為有需要的遊客指路、帶路，提供開水、創口貼及藿香正氣水。組織完後，趙文豔和其他社工也加入志願者隊伍，為遊客介紹映秀。

有同事勸趙文豔中途休息下，趙文豔搖搖頭表示拒絕，“現在人不多，不累”。

這是為了慶祝“五一”而舉辦的一場志願者活動。自2009年加入大同社工站以來，這樣的活動趙文豔組織了無數次。

趙文豔是土生土長的汶川人，不是社工專業畢業的她，卻對這份工作有種近乎痴迷的熱愛。

時間回到2008年5月，汶川人趙文豔還是北京科技大學大三的學生，5月12日地震時，她正在綿陽市區，從驚嚇中恢復過來，確認家人都平安後，就趕到了綿陽體育館當志願者。

平常就熱心助人的趙文豔，面對無數的傷者，一股無力感卻湧上心頭，“覺得自己什麼也做不了，只能發發物資”。

趙文豔說，這種無力感持續到遇見大同社工站的創始人劉靜林和周小燕。

2009年6月，大學畢業的趙文豔回到汶川，成為縣民政局的一名合同制工作人員。而彼時，社工輔導工作正式納入廣東援建的一部分，剛剛從廣東來到汶川的劉靜林和周小燕，正著手成立大同社工站，因為經常到民政局辦事，他們很快熟絡起來。

周小燕向趙文豔描述了未來社工的重要性，尤其在汶川災後精神家園重建過程中。受其影響，趙文豔也逐漸意識到，社工對於剛剛經歷過地震的汶川人民的緊迫性。

2009年12月，大同社工站在汶川掛牌成立，在廣東省對口支援汶川縣恢復重建工作組的支援下，廣東援建組援助資金424萬元。

趙文豔在機構成立之時就辭了職，加入了大同社工站。

在汶川的社工中，與趙文豔有相同經歷的不在少數。2010年，作為廣東大學生志願服務西部計劃的一名志願者，畢業於南方醫科大學的荊志花來到汶川，兩年後加入大同社工站，成為一名專職社工。

同是西部計劃的志願者向梅，服務期滿後，選擇留在了汶川縣做一名社工。

　　逆境中重新出發

對剛走出校門的年輕大學生來說，社工的生活有著難以想象的艱辛。

為了提供更好的服務，社工們分小組到各個鎮駐站，在一個地方一待就是幾年。趙文豔被分到水磨鎮，剛到時，她找到社群，在辦公室搭了張床就住下了。

社工收入也不高。2010年底，趙文豔的男友歐陽海兵也應聘進了大同社工站，成為一名社工。兩人初進大同時，每月只有1500元的工資，即使現在，月收入仍然只有3000多元。

大同社工站人最多時，有30多個工作人員，在趙文豔進入機構後，陸陸續續有人離職，流動性比較大。

趙文豔說，有的社工來了汶川，很快被艱苦的環境嚇跑;有的上有老下有小，無奈離開;還有一些人想幫災區，但空有理論知識，缺乏實際經驗。曾有持心理諮詢師證書的志願者去安慰受災者時，聽了幾句哭訴，自己便失聲痛哭起來。

按照約定，廣東援建出資購買專案的期限是3年。趙文豔的家人曾擔心，社工的工資低、工作穩定性不夠，曾一度勸趙文豔回體制內工作。

　　家人的擔心正逐漸變成現實。

2013年3月，3年的服務即將到期，機構的經費來源成為一大難題。當時，機構的`人已經走了一大半，慢慢地，由於各種原因，其他社工也逐漸離開，最後只剩下趙文豔和歐陽海兵兩個人。

這樣的困境，在汶川的其他社工機構中也存在。趙文豔說，除了大同社工站，其他之前進駐汶川的志願者工作站，因人員缺乏等問題，陸續關停了。

在趙文豔的堅持下，社工站有了轉機。2014年，汶川縣政府決定，給予包括大同在內的3家社工組織每年60萬元的購買服務，針對學校、社群、志願者等開展專案，這可解了趙文豔的燃眉之急。而在此之前，趙文豔已經欠下了不少外債。

　　“永遠不走”的隊伍

早在機構成立之時，趙文豔和同事們就做了大量調研，瞭解到災區人們對心理援助的需求日漸明顯。

在映秀做社工服務時，趙文豔瞭解到，當時經歷過地震的人都有心理創傷，尤其是在地震中失去小孩的母親，趙文豔說，在走訪過程中看到，有些母親精神恍惚，在家一坐就是一天，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

對於這種情況，有時趙文豔竭盡全力，也無法慰藉絕望的求助者，有時求助者會因為趙文豔持續的開導，而慢慢敞開心扉。

　　映秀人沈阿姨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

沈阿姨在地震中失去了小孩，趙文豔帶著社工去她家，陪她聊天，一待就是半天。對於社工的開導，一開始沈阿姨基本都不理會，時間一長，也就慢慢打開了心扉。如今，沈阿姨也當起了志願者，每次只要一有活動就會參加。

災後重建完成，傷痛也隨著時間被抹去。擺在趙文豔面前的，是如何轉變大同社工站的服務方向。

“災區的社工服務，要從關注精神家園的建設向關注群眾生計問題轉變”，在多年的工作中，趙文豔逐漸摸索出這條道路，“一來可以轉移他們的注意力，二來可以使他們的生活有奔頭”。

地處偏僻高山的映秀鎮黃家院村是當地的典型貧困村。趙文豔從2015年起帶著社工團隊到村做工作，情況令人始料不及，“震後村民們養過蠍子，結果虧了不少錢，就灰心喪氣地等幫扶資金過日子。看見我們不是來送錢的，就趕我們走”。

團隊沒有放棄，多次跋涉上山，挨家逐戶上門瞭解村民的需求，漸漸獲得群眾理解。“我們爭取到中國扶貧基金會的支援，帶領20戶農家組成互助小組，以扶貧基金補助一部分、農家互助一部分的形式，養起了‘跑山雞’，並請畜牧專家上山培訓村民。”最後，這20戶人家每年都得到了幾萬元的收入。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機構成立至今，汶川大同社工站累計服務過當地10萬餘人次，組建了一支1300餘人的志願者隊伍，經常服務的有300人。承辦過50個民政部、兒童基金會、中國扶貧基金會等的專案，並且已經順利結項。

趙文豔時常想，如果沒有地震，也許她會和愛人到更遠的地方看看。經歷地震後，她覺得自己要為家鄉的重建做一點事，汶川需要的是一支永遠不走的社工隊伍。